2016年12月8日，一篇题为《每对母子都是生死之交，我要陪他向校园霸凌说NO!》的文章，迅速刷爆朋友圈，文章揭发的中关村某小学的校园欺凌事件，唤起了社会大众对于“校园欺凌”的强烈关注。
这件事让长期致力于校园欺凌研究的我，感到一丝丝欣慰：大家终于开始认真讨论这件事儿了。
说到校园欺凌，应该从哪儿说起呢？我记得苏永康有一首歌，名字叫《该从哪一天说起》，歌词第一句就是：“该从哪一天算起，关于伤心的日期……”
我为什么会想起这句歌词呢？因为校园欺凌，并不是今天才有。这件随时都可能让天下父母伤心的事情，无从追溯开始的日子。可以说，校园欺凌是学校的伴生物，自从有了学校，校园欺凌就已经存在了。现在媒体和社会开始关注校园欺凌，说明它到了一个需要正视和解决的程度。
2016年两会期间，政协代表和人大代表都提到了校园欺凌问题，其中有一个人大家非常熟悉，他就是我国著名的笑星巩汉林，他自称小时候经常被人欺负。巩汉林在结束讲话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即使到现在，我都忘不了（被欺负）。”从巩汉林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校园欺凌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
自2016年两会之后，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采访我。我不是两会代表，也不是校园欺凌的校霸，他们为什么会采访我？这事儿，得从根儿上说起。
一份被锁在档案柜里的报告
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举办。这是北京第一次承办大型运动会，为了把此次亚运会办成一次安全的、近乎完美的体育盛会，在举办之前，政府实施了很多安全保障措施。
那时，我正就职于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出于亚运会安全工作的需要，领导给我分配了一项工作，去调研中小学周边环境的安全状况。
当时，按照北京市地方性法规—―《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的规定：中小学校周边50米内的环境安全由学校负责。那时候，我和同事就经常接到很多居民的投诉：学校周边总是发生校园欺凌事件。
历经半年的深入调查和研究后，我将自己的第一篇调研报告郑重递交给了领导。领导看到这份报告时，不能说触目惊心，也至少是瞠目结舌。因为我调查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虽然大家都对校园暴力有所耳闻，但谁都没有想到如此严重。
眼看亚运会开幕在即，而这样严重的问题显然不是我们一个部门能够把握的。于是，领导就把教育部门的一位领导和公安局一位负责文保的领导请来了。
事情的结果是，我的报告被永远锁在了档案柜里。
之所以在本书开头给读者讲述这样一段往事，并不是为了揭露谁在故意掩盖事实，而是想告诉大家：我们每个人所听说的校园欺凌只是冰山一角。当孩子离开家庭，离开父母的视线和监护来到学校，和其他孩子生活学习在一起的时候，必然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和摩擦。冲突和摩擦不断升级的时候，便是校园欺凌甚至校园暴力发生的时候。
校园欺凌为什么总得不到重视？
校园欺凌虽然无处不在，但却很难得到大家普遍的重视。
看看根据美国校园枪击事件而改编的电影《大象》，大家可能会发现，常常忽视校园欺凌的国家，并不单单是中国。
《大象》获得了2003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和最佳导演奖，这部以反映校园暴力为主旨的电影为什么要取名为“大象”呢？况且电影里面没有出现一头大象！原来，导演是用大象来象征青春期的青少年，他们情绪易波动、躁动不可控、充满破坏力，随时有可能发生攻击行为，几乎每个有青少年的家庭都有这样一头大象，但很少有家长会相信这样的事实。此外，导演用大象来象征青少年的校园暴力，它们来势凶猛，杀伤力巨大。
这部电影曾经一度引发美国社会的强烈关注。尽管如此，很多人依然不相信校园欺凌和校园暴力的严重性，觉得是在夸大其词，诸如此类的语言不绝于耳：
“你们家有一头‘大象’……”“不可能的！”
“你家孩子所在的校园有‘大象’……”“你小题大做！”
这就是一般人对待校园欺凌的态度。
正如本书开篇所提到的那起轰动全国的校园欺凌事件，当得知自己上小学的儿子在厕所被两位男生用带屎尿的手纸篓子扣住了头，母亲立刻向学校反映自己的孩子被欺凌了，但老师和学校的第一反馈是“这是同学之间的玩笑”。后来这一事件被刷爆朋友圈、迅速传播出去后，同样认为这是个“有些过分的玩笑”的大有人在。
很多校园欺凌事件没有得到严肃处理，愈演愈烈，就是因为很多学校将校园欺凌行为当作“恶作剧”对待，以“学生争执”淡然处之。在这种认知前提下，多数学校并没有建立专门的欺凌预防、介入和应急处置机制。由此，常态化防范的缺失直接导致极端恶劣的个案一再爆发。在一些学校里，教师很少会对“被欺凌学生”的投诉足够重视，而那些长期施暴的“危险学生”也很少会得到足够的风险评估和事前干预。相较于校园欺凌的普遍程度，我们的学校显然还未形成一套与之对应的标准化的处置方式，如此导致的后果就是，受欺凌学生及其家长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很难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往往只有忍气吞声，而欺凌者则被纵容。
某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治理校园欺凌，最怕“和稀泥”，只有对个案的“零容忍”，才能避免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我曾经在美国看过一个新闻报道：一个4岁左右的男孩在一家早教中心不停地哭闹，他打同学的时候，老师来劝，结果他连老师都打。全体人员都没有办法制止。接下来，难以想象的事情发生了：校方居然联系到了警方，警察在制止的时候，小男孩连他们都打，最终他被带进了警察局。
面对4岁小孩的“发癫”，我想中国任何一所学校都不会做出报警的行为，而美国人的处理态度就是这么坚决。美国小学几乎每天都会提到欺凌这个词，学校会根据欺凌的状况采取不同程度的惩罚措施，比如规劝、警告、行为专家涉入、要求经济赔偿、涉事儿童转学等。
校园欺凌的变本加厉，说到底是因为成人的不相信和不作为。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学校有责任也有义务去负责全校学生的人身安全。学校处理不了的，应该寻求管区民警来协调解决。孩子在学校受到欺负，总会在情绪上有所表露，如果家长不去关注孩子的情绪，孩子又不敢说，那么就无法及时得到帮助。要遏制校园欺凌，首先需要反省的恰恰是成年人。负有管教责任的老师、家长都必须意识到：如果不及时制止小恶，小恶就可能发展成大恶。校园欺凌犹如大象，成人息事宁人的纵容，只会助长欺凌行为的滋生。
校园欺凌究竟该如何界定？
“爸爸，班上的大个子××老是欺负我……”、“妈妈，我同桌总是强行问我要东西……”类似的告状，不少人童年时都有过，直到长大了，才惊觉那就是校园欺凌啊！
欺凌(bullying)在英文中其实是一个专有名词，不像打架斗殴那样可以简单定性。
2016年11月，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不过，这份文件聚焦在校园欺凌的事前预防和事后处理上，对于欺凌行为本身依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
目前在国际上通常采用挪威学者丹·奥维斯给出的校园欺凌定义：一名学生长期反复地受到另外一名或多名学生的负面行为的影响。后来许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定义进行了拓展，一般认为校园欺凌行为至少应满足下列三条标准：
(1)蓄意的(hostile intent)：欺凌方有伤害对方的主观意愿；如果伤害是意外事故造成的，就不属于此列。
(2)不对等的(power imbalance)：欺凌方和受害方存在力量上的不对等；这里说的力量可能是身体层面的，也可能涉及心理、经济等层面，欺凌方由此获得了权力，对受害方施加影响；如果是力量对等的双方相互伤害，就不属于欺凌的范畴。
(3)重复性的( repetition )：欺凌行为不止一次发生，或者在未来有可能多次发生；这条标准强调的是欺凌行为并非一次性的攻击行为，受害方会担心在未来继续遭受对方的攻击。
许多组织和机构，如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都采纳了这套标准，作为校园欺凌行为的界定依据。
除了第一点，我对这个标准的另外两点都持有异议，在这里跟大家探讨探讨：
1.不对等除了力量的悬殊之外，还应当包括情绪反应的悬殊
情绪攻击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欺凌者和受欺凌者在事后的情绪反应悬殊。欺凌者趾高气扬，像打了一场胜仗，而受欺凌者沮丧、恐惧，这是事后大家很可能都看得到的落差。这种落差本身也是一种攻击。
第二，“欺负你有理”带来的情绪碾压。首先，欺凌者总是喜欢归罪于受欺凌者，他们的逻辑不是说“我想欺负你”，而是“你招惹我，欠揍”。类似下面这样的语言几乎是欺凌者的口头禅：“瞧你这德性，连话你都不会说，站都站不直。”他们把一切欺凌的原因和借口都放在被欺凌者身上。时间久了，连受欺凌者也觉得“是我不好，是因为我的错才招致别人欺负我”。
另外，欺凌者对受欺凌者还普遍缺少同情心（专业术语叫“同理心”），通俗地说，就是打你，他不觉得难受，他丝毫没有情感上的共鸣。如果没有干预，这种欺凌行为会持续发生，而且会越来越严重。
2.有些欺凌不需要重复就会带来很可怕的伤害
我小时候很弱小、很安静、很老实，是被欺负的对象，今天是张三，明天是李四，后天是王五，总之，基本上每天都有人欺负我。虽然没有什么人反复欺负我，但是被欺负的感觉至今仍然缠绕在我心头，挥之不去。和我有类似经历的人很多，他们未见得是经常被欺负，但也许，只要一次，就彻底颠覆了受欺凌者的人生信仰，改变他的生命轨迹。所以，我认为重复性只是一个相对的参照。
5种常见的校园欺凌方式
我认为，校园欺凌行为一般包含以下5种方式：言语欺凌，肢体欺凌，关系欺凌，财物欺凌，网络欺凌。
第一，言语欺凌，表现为起绰号、嘲笑对方、说粗话、颐指气使、叫嚣、奚落对方、对着对方讲脏话、叫对方家长的名字、传闲话、八卦等。众所周知，中国人有一个不可触碰的底线——别人叫自己父母的名字。在很多人的观念里，父母名字无端被提及，简直是奇耻大辱。这是直接引发肢体欺凌的导火索。
第二，肢体欺凌，表现为打、推、踢、撞、掐、揪头发、吐口水、吐痰等。我小时候放学回到家经常被妈妈发现衣服后面有痰，还经常被人撕书，有时候走路被人冷不丁地绊个跟头，这些都属于肢体欺凌。
第三，关系欺凌，表现为合伙排挤、集体威胁、集体鄙视、围殴、多对一恶作剧、不定期骚扰、联合歧视等，一句话，就是让受欺凌者被孤立，让他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多余的人，彻底被边缘化。这种欺凌，实际上比肢体欺凌更煎熬。
第四，财物欺凌，这是大家最容易理解的，如抢劫财物、故意损坏物品、偷窃对方的财物等。抢钱、借钱，其实都是一回事，欺凌者说借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打算还。
第五，网络欺凌，就是把前面这些欺凌统统搬到网络上，实现网络化、信息化。
说到这里，很多人可能就琢磨了，“哎呀，你说谁没骂过人呢，谁没掐过人呢，谁没孤立过人呢？难道我们都是欺凌者，或是施暴者？”这个标准由谁来界定，才能不仅减少我们的罪恶感，还能避免校园欺凌的发生呢？
如果我们能把受欺凌者的心理感受和情绪体验作为校园欺凌的标准之一，这个问题其实就迎刃而解了。在校园欺凌中，受欺凌者内心的痛苦、愤怒和委屈以及此后产生的心理创伤和危机，都应该是判断事件严重程度的核心指标。